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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我在地方自治局里做的那件工作，真叫人心里很难受——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农民们是怎样破产……”

    他带着惭愧的微笑继续说：

    “人们都饿坏了，不到时候就进了坟墓，孩子们生下来就很瘦弱，好像秋天的苍蝇一般地死掉。——我们什么都清楚，同时也知道这种不幸的原因，我们整天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，领着薪水。老实地说，除了这个什么都不干。

    ……”

    “您是个大学生？”母亲问他。

    “不，我是教师。我的爸爸是维亚特卡一家工厂的经理，我最初是个教师，后来因为在乡下给农民分发书籍，所以坐了牢。出狱之后，当了书店的店员，可是因为做事不小心，又被送进了监狱，后来，又被流放到阿尔罕格尔斯克。在那里，又跟省长发生了冲突，于是反懈送到了白海沿岸的乡下，我就在那里住了五年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平静而低沉地回响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。

    母亲对于这一类的故事，已经听过多次，但是她总不能理解，——为什么人们能这样平静地叙述自己的这种故事，把这种事情都看作命里注定不能更改。

    “今天我姐姐要来！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已经出嫁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是个寡妇。她丈夫充军去了西伯利亚，后来从那里逃出来，两年前在外国生肺病死了。”

    “她比您大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比我大六岁。她给我的帮助很多。你可以听听，她的钢琴弹得多么好！这是她的钢琴呢……这儿的东西多半是她的。

    我的只是些书……”

    “她住在哪儿？”

    “随便什么地方都住！”他引以为豪地微笑着回答。“什么地方需要勇敢的人，她就在什么地方。”

    “也是——干这种工作的？”母亲问。

    “当然！”他说。

    不多一会儿，他出门上班去了。

    母亲却开始思想起这些人们每天执拗而镇静地干着的“这种工作”。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他们，正像面对着黑夜里的一座高山。

    正午时分，来了一个身穿黑衣服、身材修长而苗长的年轻太太。

    母亲开了门，把她让进屋。她将一个黄色的小箱子丢在地上，迅速地握住了母亲的手，问道：

    “您是巴威尔·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，对不对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母亲看着她华丽的衣服，困惑迷惘地回答。

    “跟我想象的一样！我弟弟给我写了信。说您要搬到这里来！”这位年轻太太在镜子前面摘着帽子，继续说：“我和巴威尔·米哈依洛维奇是老朋友，他常常跟我讲起您。”

    她的声音有些喑哑，话语缓慢，可是她的动作却很快，很有力度。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满含着微笑，显得年轻而明快，可是眼角上已经明显地有了些细密的皱纹。小巧的耳朵上面好像已经有了几根白发在闪着银光。

    “我想吃点东西！”她说，：要是能喝上一杯咖啡就好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马上就煮。”母亲应着，一面从橱柜里拿出咖啡具，一面低声问：“巴沙真的常常讲起我？”

    “讲得很多……”

    她摸出一只小小的皮烟盒，点起一烟抽着，在室内边走边问：

    “您一定特别替他担心吧？”

    母亲望着煮咖啡的酒精灯的青色火焰，脸上挂满了微笑。刚才在这位太太面前所感到的那种不安，现在在这种由衷的喜悦里面一下子就消失了。

    “我的好孩子，真是那样地讲起你母亲！”她心里这样满意地着，嘴上却慢慢地说道：“当然，不怎么放心，可是以前更厉害呢，——现在我已经知道，他不是自己一个人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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